做一件好事

温瑞安:

“知识”与“先锋”——试论温瑞安的文学特质之一
文:庞超

好像现在的事情都只有得到了“权威”的首肯才能步入“专业”的“圈子”,才能跨越“业余”的水准而一举进化为可以在那高大宏伟的“学院”讨论和传诵的语言,才能从此登堂入室而获得各种品味、格调和位阶,才能让“学者教授”终于肯抬了抬头,或者就是把那高昂着的经过各种自我把玩和雕琢的头颅折回地平线。

以至于面对着那“崇高”的地位和声望,那一个个骄傲和自豪的精心打造的头颅,那“专业”的“教授”风度、举止和一笑一颦,那一套套的“正义”和“公理”的“世界”的“观”以及“贯通万物”的“体系”,特别是经由张牙舞爪的“术语”而告诫出来,人们话都不敢讲了,而在讲之前先要反思自己的智力和水平,只有屏息聆听的份,给出自己被索要的崇拜感。

殊不知,真正成为奴隶的倒是谁——那自己的“职业风度”(professional mannerism)的奴隶?谁又是作茧自封在自己的抽象而“广义”的“体系”里,以至其“世界观”不过是建立在一个歪曲了的世界的平面中的空中楼阁,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穷经皓首”,但所谓“经”不过是各种脱离了世界和真理的自封的经典?而谁又是那成天叫嚣着的,不论是公众的卖弄(比如某某“情感专家”)或是“矜持”的营造(各种用“学术”沽名钓誉、却只有在不说话的时候才“像”个学者的“大师”们),炫耀“智力”和“学识”的人?或者高谈阔论各种“道理”和“美德”,而自己却弄得不像个男人、也不像个女人,其实就不像个人,的animal rationale?


实则“学院”高墙里的事情,也不若是孩子过家家一般,不过是有时还要幼稚,比“外面”的“世俗”社会还要一言堂。

所以为了更好地来谈论温先生的真材实料的文学基业,不如先来还原一下前述关于“知识”的诸多面目,勘测下它的各种不本质的成分、以及被此所遮蔽的本质。而同时温先生的真实和伟大之处,也就相应地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次第曲解的过程。

第一步的曲解所想要谈论的是个体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但实际被理解着的却是一个抽象的集体的阶级概念的“知识”分子。而这一种“知识”分子阶级却不是任何一个真实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当然这里“政治”是一种广义的意义下的政治,就是世界中人的共同存在。而所谓阶级就是某种政治化的体系的结构化的体现——有结构才有次序和高下,这一高下的次序就是一个阶梯,而其本质蕴含有一种计算性。

当人置身于一个社会化的系统中、处于这个系统的结构的阶梯的某个位置,他很难不为这种阶梯所自带的衡量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向外辐射出的规划和分配力量所影响。从而,他不由地被这种计算力所产生的顺序和位阶的优先性所诱导,而向那“高”的一端靠拢,而很难不对那处在顶端的阶级持一种仰视的态度。特别地,在这个顶端越是云雾缭绕,在他越少了解这个顶端的情况时,他越容易理想化那里的情况和那个阶级。

因而,在这一曲解过程中,某种有关“知识”分子的“阶级”的断言就被强加给了被解释的具体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例如,某种受人崇敬的社会地位、有保障的物质等级和生活的悠闲度,或者是负面的属性。但在一个“饱暖思淫欲”的衣食无忧的条件下,更多的是对“知识”分子阶级的毫无保留的和不明就里的崇拜。

人们会对“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知识”分子的变体(这一“知识”分子的“阶级”所象征的智力的顶端也在吸引着其外的人来加入,比如满天飞的“情感专家”、“大师”)抱有崇敬的态度,正是因为很多时候把自己放到这个阶级所位于的阶梯中,由此后者的优先性才能得到彰显——也即,“高”必须要有“下”的配对才能完成。

第二步的曲解是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知识”。仿佛学到了某种特殊的“知识”的“知识”分子,就等同于聪明、或者一种万用的“知识”和能力。难道这样的一种思维不是充斥着通常的认识?但是,

其一,“知识”和能力千差万别,以至于能够微妙到这样一种程度:看似非常相似的两种能力,比如数学和下棋,都是某种“计算”能力,可一个数学好的人可能下不好棋,而一个棋手可能数学完全及不了格;或者有的人能够说一口流利和地道的外语,却说不准外地的方言。而这甚至还只是抽象的“知识”的能力,但具体到各种实践行业,就更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这行的状元不见得就一定入得了那行。

其二,如上述在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知识”所蕴含的各种积极的力量时,这经常是通过片面地放大了美德的一面,但同时忽略了缺陷的一面,也就是在达到“知识”的过程中的“知识”之外的各种属性。例子是众人熟知的,但如果还用上面的例子一以贯之,就是比如“情感专家”所“展现”出来的不容侵犯的“严肃”的“尊严”,以及“某某研究专家”的欲迎还据的长得不能再长的头衔和举止,——所谓高级装也就不过如此。

特别是对于幼儿的教育,以及针对中国的环境,这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充斥在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认识中。相反,不只是各种人为拟定的“智商”的标准,体现为例如IQ、分数和学历,以及作为它们的光辉体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的智慧和能力有任何必然联系,从而不能够以偏概全,用一种能力来推导所有能力;实际,而即便是这一种能力的成立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假设这种种指标的基础就成问题;更不用提这其中所蕴含的各种缺陷性的属性。


第三个曲解是最为遮蔽的,其实,如果只是为了论及这一条曲解的过程,是不必提出来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旨,却是温瑞安先生,而因此还是要回到温先生的文学上,所以这就成为了必要的。这一曲解就发生在从“知识”到知识的距离中。

而这一距离有多么巨大?这一问题不如旁敲侧击来感觉。第一个曲解,用“知识”分子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曲解,它的解决相应地要求去还原那里“阶级”的认识。第二个曲解,用“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曲解,它的解决要求还原那里“分子”的认识,也即关于“人”的认识。显然,在这两个还原的步骤里,我们已经把各种社会化的概念以及“人”都让出来了,还仍有哪里可退?!

这也就等于说,“知识”同本质的知识的区别是如此的富有遮蔽性,以至于让我们,几千年的我们,大部分时间孜孜以求的竟是一种不本质的知识的形式。而那真实的本质的知识又所言何为?

遮蔽性,即为一种近似性,或者说表面的靠拢或者模糊的重叠。但,相应地,跨越这“靠拢”和“重叠”的二者之间的“近似”的距离,也因此而变得无限大。那最艰巨的一越,是对于一个点的距离。

技术!The salvation for contemporay modern men. 无论手机的拍照功能多么先进,也只是用一个数量的像素来昭示的,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这一计算性的体现。但真实超越任何计算性,就像再高级的手机所拍出的也不是真实,这其中是一条无限的距离。只有对于有限性的确定的标准,我们才能说正确或是不正确。


从作为人的发明的产物的“知识”——不论它们有多“正确”,到真实的知识,那其间的距离的最靠拢的隔阻又有谁能够体验?

温先生或许可算作那最为稀少的人群中的一员。“知识”分子阶级— “知识”分子 — “知识” — 知识。

温先生的文学中所展现的是已经去除了各种外在附加的不本质的因素的“知识”,而又朝着对“知识”内在的不本质属性的清除努力,那最为艰深的一纵。为了这一步,温先生倾其所有的过人的智慧和学识、用他无比的文学技巧、并在他的整体的对天地人神的理解的指引下,但仍要融入他全部的自己——也就是说,文学家和他的文学在这里已经不分彼此,来尝试、来努力完成、来力求达到。

任何了解温先生的文学的人,都能强烈的感受到某种或者种种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作家的特质。因为太多,实不用举例,但这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重感觉、重心理的构建,胜过理性的思考。因为无意识的平面远不是意识所能操控的,和人的关系也就更深刻。再例如温先生的文学的“诗”的特质,就是一种发掘文字的最大的可能性的工作。

社会越“发展”、越“文明”,其结构也越刚性,而缺乏灵动性。但这种灵动性正是真理的特质之一,也就因此是真理的要求。所以,现代社会距离那真理越来越远。例如曾经的真正的文学家,包括所有的文学大家,没有任何一位是在学院供职的何种“教授”,而思想家也还没有成为“专业”的“教授”。但现代社会结构的必然内在属性和这种灵动性背道而驰,其刚性结构要求这样一种轨道,如果想这样-就必须那样,如果这样-就必然那样,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只有这几种选择。

譬如作家这个“行业”——难道“行业”所隐含、以至于被它自己所引以为傲的精分性,也就是出了这个“专业”就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不已经是源自于社会的社会性了么?


其实,关于温瑞安的文学的各种误解和曲解,实不为奇。这里不一一而论。但对于温瑞安文学中的先锋性的话题,多说几句。

一旦一个“行业”被确定起来,尤其又是被赋予各种光环和特权时,那其中的“专家”就开始玩起来:因为地位已经被确定,现实的条件也已经保证,而即便是浪纵的放荡,可能也会有人为之叫好,所以就来各种“智力”的卖弄。

所谓“为文学而文学”,所谓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流派、那个运动,所谓人类智力所不能解读的诗作,所谓各种“先锋”文学和“试验”作品......

但这一种“纯”文学,为了文学的文学,不过是丢失了方向和目标的自我放逐——即便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已经距离真理越来越远;各种时髦的名称和字眼,也不过是源自于一种自恋的膨大;对“智力”的吹捧和追随,是一条偏离的歧途;而“试验”却不一定能引向任何结论,“先锋”也只是一再地以“当下”为中心而延展出去的活动,只为了对当下的惊诧,却不是真正的超前。


但温先生的文学却达到了一种真正的超前性。毫无基础的凭空臆造故事,不是温先生的风格。他的故事总是有东西要诉说,而不是单纯的某种为文学而文学。更为可贵的是,他的东西又是特别的具备一种积极性,以及思考的深度。

难道不是么?温先生在七十年代的作品中的那种不可比拟的“先锋”性,尝试文字的各种极端的可能性。即便是放在现在这个“现代”的语境下,又有多少能够在同一水准?

这么说,还是客气。在中国的“文坛”至少是在所谓的“大家”那里,请问谁敢说超越了那种水平?

温先生的“先锋”性,对于他而言只是用以文学的一种技术,不是为先锋而先锋,因为这不过仍是沉溺于当下的漩涡中。相反,温先生的技术的本质及其方向,却还是以他的思想为先行条件和指引的。也只有这样,一种“抽象”的技术才能真正作为通达真理的途径而出现,而不会自我迷失和束缚在各种人为构建的平面中。

即便如此,温先生的“先锋”性还只是他的文学大观的诸多景致的一种,更不要提贯通这一文学基业的基本特质。因为篇幅,这里不触及这个话题。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温先生的所有文学基业的贯通,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这种文字的文学基业视为文学活动的,对这所有的文学活动的贯通,这样浮现其中的只有那个作为“人”的温瑞安,那个生存着的人。他的所有文学的特质,最终只能是源于他的人的生存。

“小得可怜”,或许可作为这一生存的特质的刻画。从“小”处着眼、出发、展开,恰由此而获得成比例的宽广和幽远。正如在温瑞安那里所体现出来的,不只是作为一个“纯”文学家,更不要提具体的”武侠”的限制,这早已失去了它的特殊并由此被限制的意义,而是一个生存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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